有关介绍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书籍不少，各自角度不同，有侧重考古文物的，有侧重历史的，也行有以文化方面展开的。北京大学2022年岀版的冯天瑜所著《中华文明五千年》，则聚焦文明的发展延续。纵向，从中国古代至清末每一阶段文明的内涵与特点，横向，则将同时期中华文明与世界先进文明相对比，尤为重要的是，作者还突出分析了数千年中华文明辉煌的主要朝代及其原因和阻碍中华文明发展的因素，很有启示。全书文字简明、逻辑严谨、概念清晰，思想深遂。加之书中插图精美，增强了阅读的视觉效果和印象。

阅读全书，获益匪浅，将其特点、全书精华和我的收获，概括如下：

一、厘清了文明的概念与涵义，明晰了中华文明的生成机制

“文明是人类脱离蒙昧、野蛮状态的社会行为及其结果的集合，记录着人类累代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内容”。作者通过“文明”的界说，将文明从技术体系（文明的器用层面）与价值体系（文明的观念层面）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文明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阐述了文明的内涵。同时从地理环境（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边际）、经济土壤（农业自然经济与近代商品经济）、社会结构（宗法制与专制政体）和国际条件（中国化的佛教与吸收佛学成果的新儒学）等方面，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生成机制。寥寥数页，精辟总结和揭示了不同于其它文明类型的中华文明的深层基础、生态环境与特质，简明扼要。

二、全面系统展示了中华文明从人类的进化到文明的孕育

从文明的初兴、多元、整合、裂变，到盛代、精致、冲击、垂暮和转型的数千年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和螺旋式上升的特点。作者对每一阶段文明的发展与贡献、各阶段之间的联系、演进及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都有精辟的总结，十分清晣。

夏、商、西周做为中华文明的初兴阶段，处于“铜石并用”、由禹“公天下”向启“家天下”转变后的夏朝，二里头宫殿遗址及登封古阳城遗址的岀现，是国家政权建立的旁证。发现于商代的中国古文字，是文明时代来临的基本标志。西周时期宗法、分封、世袭制度的确立；礼乐的规范，形成了礼乐刑政合一的“尊礼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是中华文化从“简单同一”向“丰富多元”转化阶段。士的崛起，人才的密集岀現和水平之高，使一元文化离析，诸子爭鸣，和而不同，多元文化灿烂发展。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展，意味着人从神权中的解脱。从西周、东周至春秋战国期间，中华文化元典-“诗”“书”“礼”“易”“春秋”等，初步建立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公理体系和思维模式，对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秦汉时期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多元文明的整合，形成一统文化。“书同文”使疆域内文化传播不再有语文隔阂”；“车同轨”便利了京师与各地之间的交通；“度同制”为经济活动提供划一的标准；“行同伦”统一了全国的文化心理；“地同域”打破了地区壁垒。汉代开始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古文经学，对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至深至远。秦汉文化的定势，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汉代丝路的开通，南亚佛教的东传与道教的创立，对中华文明的底蕴产生多侧面影响。两汉四百年间形成的古典科技高峰与壮丽宏阔的文史创作，辉映出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

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年间，社会破碎，一元帝国文化崩解，儒学衰微、玄学思辩发展、摆脱经学的多种文学形式呈现繁盛景像，佛教华化与道教融会儒佛，广泛传播，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人的“汉”文化长时间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文化多元化的再次呈现，“分而合，合而分”的转换，体现岀文明的螺旋式上升特点。

建立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汉胡融会、中外交通发达基础上的隋唐文明，达到古典文明的全盛佳境。隋炀帝时期大规模开凿的全长五千里运河，至今仍居世界通航运河长度之冠。成就于广用人才和善于纳谏的唐朝“贞观之治”，创造了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清明繁荣阶段，为昌大的唐文化奠定雄厚基础。文化政策的相对宽容，使佛、道、儒三教共弘，相互吸取；社会风气开放，较为松弛的思想制约，赋予了唐文化率真而放达的气质。中国律诗在唐朝达到辉煌极致，书法与绘画登峰造极。吸纳多种异域文化也体现出隋唐文化的博大胸怀。同时，厚重的唐文明也幅射远西，造纸、纺织、炼丹、十进记数等科学技术，有力的推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安史之乱”后“五代十国”百余年的战乱，为统一国家的重建需求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的宋代王朝，历时三百二十余年，在国势的强盛拓展方面，虽不能汉唐相比，但宋文化的精密深遂又超越前代，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崇高位置。在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宋朝以“右文”为著称的开明文化政策，成为宋代三百余年的基本国策，体现为尊师重道、优礼儒士；网罗文才、优容文士、广开言路、倡导读书、疑古惑经、编纂图籍等方面。宋代书院制度和私人讲学的完善，促进了文化传播与学派形成，从而繁衍了别具一格的“宋学”。从开创、奠基到集大成的宋代理学，将中国文化重伦理的传统精神推到极致，从重建礼治秩序、高扬“内圣”经世，到建树理想人格，对中国文化性格的深入侵润产生深刻影响。完成于南宋的中国经济和文化南迁，使经济文化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移至长江流域。汉族士人将北方文化传播至南方，促进了南方衣冠文明的发展。以宋词为代表的宋代文学，集中体现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和气质，在风格、题材、情调方面具有“南方文学”品性，呈现岀阴柔美的优雅和气概雄健的豪放。格调优雅和神韵超然的诗、书、画为一体的贵族艺术，加之体现市井风釆的市民文化，丰富了宋代文学的多姿多彩。宋代科学技术更是在以唐代科技为先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武器发明后，迅速传入欧洲，影响欧洲的文明进程。马克思都曾对这三项发明高度评价。宋代科技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冶金学、造船术和纺织术等方面的全方位辉煌发展，体现出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相对先进与高度。

与北宋立国先后建立的辽、西夏和金政权，对中原农耕文明产生撞击。蒙古元帝国的建立，更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于草原游牧民族之手。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大变动中，中华文明在经受剑与火锻造的过程中，展示出包容万千的生命活力。对国家深重忧患意识与慷慨激昂的交织情绪，渗透在宋词中。元社会思想文化处于原有传统受到空前挑战、失去原有重心与平衡的混沌状态与复杂心理，也表现在元杂剧中。北方游牧民族在将异族情调的文化输入宋文化系统内的同时，也逐渐渐吸收汉文化。蒙古贵族忽必烈更是对中原文化采取欣然受容姿态，推行汉制，行汉法等。元帝国期间，统一控制下的东西交通顺畅、东西方交往频繁、商贸络绎不绝。中原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边疆各族文化、中亚伊斯兰文、东欧拜占庭文化、南亚佛教文化都在广阔的文化空间中交流融汇，并在元文化大系统中留下鲜明印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通过中外旅行家的交往，在元代有了新的扩展。元代的科学技术在农学、水利、纺织、数学和天文历法也都有长足的发展，并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

明代和1840年以前的清代，是中华古典文明的烂熟阶段。此间，一方面，集大成的中华文明显出恢宏气象，例如15世纪初叶的郑和下西洋；另一方面，颓势渐现，新变潜滋，呈现方死与方生的状貌。明清两朝专制君主集权登峰造极、走向极端，同时，禁忌主义的文化政策、清朝迭加民族岐视和压迫的文字大狱，呈现中华文明史上黑暗、血腥的一页。严峻的思想统治和文化的专制产生出科举、行文的八股，同时也出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追求独立人格的“心学”思潮、以李贽为代表的对正统思想反叛的异端思想，尤其是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批判君主专制和极端皇权的理性挑战与文化精神，具有冲破千年专制网罗之潜势。也正是在15-17世纪明清之际，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萌端于欧洲各国，文艺复兴达到极盛，反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蓬勃兴起。大批西方传教士到华，使西学东渐、中学西传，对中华文明系统的新变，以及对欧洲文明的发展乃至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中国古典文明进入总结阶段的明清两代，士人对先秦以来全部古籍所进行系统考释训诂的学术集成，包括编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不仅在中华文明史上意义重大，在世界文明史上也罕见其匹。中国文学在继“诗经”、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之后，明清反映市民思潮涌动的小说盛极一时。

清末至五四运动，是中华文明从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型阶段。鸦片战争使中华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商品、炮舰、鸦片和不平等条约将中华民族裹挟进世界统一市场。在与异质文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灵与肉、笔与剑的交锋中，中华民族开始从沉睡中觉醒，近代中华文明发生了质变。林则徐令人翻译英国人的“世界地理大全”和瑞士人的“各国律例”、徐继畬撰写的“瀛寰志略”、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预示了中近代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向。19世纪中叶以后，以“镇压内乱”和“抵御外患”双重目标的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文化的转型，使中华文明从封闭的僵壳中部分解脱出来，体现在近代工业的建立、交通运输的发展、沿海城市的工商业扩展、书院的改制与新学堂的开办、近代报刋的发行，以及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培育与出现。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开始进入政治制度层面变革，同时实现文化觉醒、思想启蒙和民族振兴的转型和腾飞。

五千年中华文明，在坎坷跌宕中延绵不断，螺旋式上升，迴然有别于那些时有中断的突破性文明（如苏美尓文明通过巴比伦、希腊、罗马跳跃式地演化为现代西方文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去认真学习、探索，从中理解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借鉴历史中的先进、摈弃落后，推进历史的进步。

三、比较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辉煌与黑暗朝代，点明其中重要的成因

作者在讲述中华文明五千年成果的同时，也扼要的点评了影响历史发展和进程的治理因素。

自秦汉以至明清的两千年专制帝国时代，曾有几度政治清明、邦泰民安、国力昌盛，最为人称道的，一是西汉的“文景之治”，即汉文帝和汉武帝治理时期；二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文景之治”的重要成因，一是政治上“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不扰民”，通过制订法规治理国家；经济上“轻徭薄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唐太宗的广用人才和善于纳谏，则是“贞观之治”的具体成因。在政治上，唐太宗强化中央集权，在经济上，推行“省徭役”，实施“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的重民政策，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唐太宗在国家治理方面，能够纳谏和进谏，任人为贤，是其成功的一大法门。他接纳著名“诤臣”魏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直谏，感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也正是在汉代与唐代时期，中华文明自立于当时世界文明之巅，为世界所敬仰和不及。

反观明清两朝，不仅缺乏汉唐时代从容应对内外挑战的能力，也没有两宋时期宽容开明的文化政策，中囯历史上呈现黑暗时期。这与明清时期专制文网，推行禁忌主义的文化政策有直接的关系。朱元璋从执政初期“听儒生议论，可以开发神智”的虚心求教，到君权极度膨胀后的猜忌臣僚，制造大开杀戒的文字之狱；清朝从顺治初期对汉人的利用，到康熙的高压、怀柔，再到雍正、乾隆年间的压制，凡是触犯皇权、阐扬汉民族精神的言论和文字，都被禁止。康、雍、亁的“盛世”是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项峰状态的奇特产物，也是中华文明史上黑暗、血腥的一页。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读《中华文明五千年》，让我们在为中华文明的辉煌成果而自豪，承继中华文化精华的同时，也从其曾经的挫折与弊端中总结和吸取教训，思考当今，服务当下，创造未来。

甚为遗憾的是，这本书在2022年上半年出版后，作者冯天瑜就因感染新冠病毒在2023年1月离世。感谢作者的辛勤付出，愿作者安息，在天堂关注中华文明的进步。

2023年3月6日